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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不像他的哥哥李瀚章那么多子多孙，他只有三个儿子:经方、经述、经迈（经毓、经远、经进均夭折）。其中长子李经方还是从六房李昭庆家过继来的。不过这个过继对李鸿章来说很重要，因为经方过继过来几年之后，这位四十二岁的老爸，终于有了亲生儿子李经述。
李经述生下来时，李经方已经念书了，仍是以长子的身份留在二房，先在家塾读书应科举，中举后在其父的安排下跟洋人学外语，了解世界各国情况，后来成为李氏家族中，帮老太爷办外交的最重要的帮手，因此也沾了不少“卖国贼”的“光”，如前所述，他被世人号为“割台大臣”。
他一生既没有赶上他的父亲一辈打仗立军功的年代，也没有在日益兴起的洋务运动中，在纱厂、电厂、电报局之类的单位捞个肥缺干干，而是跟在老爸身边，干那些最不讨好的“弱国无外交”的行当，所以他一生政治上始终不得尽放光彩，只能是郁郁寡欢。尽管他极其聪明能干，精通五国语言文字，又写得一手极帅的隶书和行草，人也长得人高马大，一表人才，但“大方向”总是被老爸圈住了。就此说来，他的过继给老二房，对他本人来说，似乎并不是件很划算的事情。
李经方生于1855年，字伯行，号端甫，早年在家乡读书习字，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法则读书做官。他书读得不错，很快进身为府学廪生（秀才中的优等生），因此被列为候选郎中。1882年在江南乡试中中举（名列第三十八名），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（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、分省补用道、江苏补用道、军机处记名）。李鸿章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移家天津后，衙门在海河与南运河交界的金钢桥一带（即现在的李公祠大街一带）。
李经方从南京（李鸿章两江总督的衙门在南京）北上，亲履津门这一北方华洋杂处的商务巨埠，亲见其父身边的土、洋幕僚，及其从事内政外交诸项大事要端的大体过程，眼界和胸襟自是非同一般。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活动，奠下了别人无可企及的基础。到了1894年甲午之役之前，他已是有了三年驻美公使参赞和三年驻日公使资历的外交官了。
那时一般官场上的聪明人，都视洋务官为肥缺，而视外交官为畏途。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，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，“以立富强之基”，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，首先尝到了当外交公使的滋味。他回乡探亲的时候，乘了一艘小火轮，乡人见了也骂他洋奴、洋鬼子。那时当外交官，乡关万里，语言不通，生活不习惯，处处受洋人的气……这些倒还都在其次，难缠的是“正人君子”们动辄以“卖国”相讥，使人腹背受箭而危机四伏，况且清廷遇事并无定见，常常朝三暮四，你就得来回折腾，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官，是时人常识。
然而李鸿章与众不同，偏偏要他的子孙们捡这个酸果子吃。他的三个儿子都没正经干过“党政军”，而主要是从事外交。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。李经述长期韬光养晦，准备接李鸿章的班，主要露面的机会，是陪同李鸿章1896年出使欧美列国，那是次著名的系列外交活动。可是还没等他手脚放开，李鸿章去了，他也跟去了。李经迈的正经职业也是外交，曾任钦差出使奥国，还作为随员陪同贝勒载涛出国考察陆军，大清王朝完蛋了才去打理自己的买卖，搞房地产开发的。世人都骂李卖国，难道他刻意要儿孙也去背卖国的黑锅吗?有谁能体味李彼时彼刻真正的用心呢?
李氏家族四五代人，读书做官的人是不少，但在洋务上占大便宜的倒不见多，大多是些会办、襄办之类的中层干部，而驻外公使、钦差倒出了一大堆，如驻日、驻英、驻美、驻奥、驻比、驻秘鲁、驻墨西哥、驻缅甸的都有，不知是由于李鸿章的迂腐呢，抑或是胸襟呢?反正李经方是其中“陷”得最深的一个。
李鸿章把长子拖上办外交的“贼船”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，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牢牢地把他给捆住。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，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，都被李鸿章给制止了。
他心里着急，于是变着法干扰其父的思路，叫其他随员把各自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字条，递到李鸿章面前，供他决策参考，但也未见被采用（据刘晦之《异辞录》）。李经方在甲午之前曾干过三年（1890—1892）驻日公使，对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应当如何与日方周旋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但胳膊拧不过大腿，都被其老爸“消灭”了，最后，他就只有乖乖地去画押“割台”的份儿了。
李经方又一次的精神亢奋点是庚子议和前夕。那时李鸿章作为两广总督还远在数千里之外，清廷十二道“金牌”要他火速北上议和，不得稍事延误，李经方始终侍候其侧。
他们北上到达上海时，因北方打打杀杀已混乱得不可收拾，无法前去，京城里更进不去，八国联军正在烧杀抢掠，故在上海盘桓了一个多月方继续北行。上海一月，前来进言的不知有多少人，有中国人、外国人，有官方的、在野的，有主战的、主和的，什么人都有，甚至有人力主李鸿章甩掉慈禧那老娘们儿，拥兵自立为王，眼下中外人士皆寄厚望于他，何不趁清室“西狩”之机，夺回汉人之天下呢?当时每天各方来的电报不知有多少，李经方等根本来不及翻译，就调李鸿章旧日幕僚马建忠前来帮忙。马建忠的二哥是著名人士马相伯。大哥是马建勋，也曾是李鸿章的幕僚。马建忠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，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，拥兵自立。李鸿章置之不理，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那电文烧掉（见马建忠的外甥朱怡声的回忆录）。
当时李经方也正持此种想法，屡次与其父密议，故时有“李公子胆子比天大”之说法。李家后人中至今有人认为，李经方当时的确是想“单干”的。然而老爸的胆小如鼠太令他失望了，而凭他的“底气”他又无法自行其是。总之，李经方再次在老爸面前碰了壁，从此不仅对仕途，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，闷声不响地退回了自己的书斋。
其父去京城之后，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留在上海，专门会晤俄国专使，因李鸿章还没有放弃对俄国人的希望，希望“老毛子”能像帮助中国收回辽宁一样，在此万事不堪之秋，再帮兄弟一把。李经方就是其父的代表。北方太乱，人多眼杂，留在上海，多一个谈判的分会场。李经方曾建议俄国专使重贿李莲英，促使慈禧早日返京，但遭到俄方的拒绝。此后的李经方，没有像在马关议和时那样起劲、用心了，任老爸以一当十一地与敌周旋。庚子之后，他参加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，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。
1907年再回到他的老行当，当了一任出使英国大臣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他的仕宦生涯就与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。
综观李家这位长公子，因其父而得官，又因其父而不得施展抱负，只充当了老爸的办事工具而已，始终是个气不顺的悲剧人物。但要说其老爸对他完全不关心，那也不是。马关签约回来之后，全国舆论沸腾，人人声讨李鸿章这个卖国贼，世人妇孺皆知“李二先生是汉奸”，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。可是卖国的事情还没办完，台湾那边的具体“画押”交接的事还得去跑一趟。
李鸿章受了伤自然无法前去，于是任务落到李经方的头上。李鸿章心想这卖国的事不能再由李家干了，就推说李经方生病了，无法前去，而清廷不依。光绪皇帝别的事情粘粘糊糊，这件事情却坚决果断:“李鸿章不得推脱!”一句话，李家父子不想卖给清廷也得卖给清廷了!
其老爸为大清王朝忠心耿耿，直到辛丑和约签订后累得吐血而死，终于迎来了两宫皇太后的胜利“回銮”，而他李经方不肯这么做。他后来似乎更清醒地看清了天下大势，明白清王朝“气数”已尽，所以辛亥后张勋复辟时，许多清廷旧僚都去附和，而他不屑于去凑热闹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当上“满洲国”的皇帝，他也不去朝拜。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当寓公，不食周粟；革命军北伐胜利后，他就被他那捣蛋儿子李国烋给逼到大连去了。虽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，仍保持了晚节。
死的那年是1934年，刚过了八十大寿。寿庆时从全国各地前去祝寿的亲友有上百人，热热闹闹地大摆筵席，还拍了纪录片电影。可是大家刚刚返回家里不久，就又接到了他的讣告，于是再赶过去参加他的葬礼……
李经方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外交事务中的那么多的重要事情———马关条约、中俄密约、随父出使欧洲……想必应有日记或是私人的档案，可惜现在无法找到。
据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先生讲，“文革”中造反派从他家抄走了很多东西，包括《文忠公信札》，那是一大宗李鸿章给李经方的亲笔信。信中除了关照他处理一些大家族的事情，如李凤章去世后，家中闹财产纠纷，姨太太告状告到李鸿章这儿来。别人都不愿插手，李鸿章只好叫李经方去安徽处理。还有乡下的义庄和田地的事情，李鸿章也关照大儿子去查验。更多的信则是通报情况，有清廷各方面的人事动态，也有与各国使节或洋行打交道中的问题，也有分析局势的，政治、经济、外交，无不推心置腹，毫无避讳，这正说明了李经方在其父心目中的作用。
可是“文革”后落实政策，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，并没有如数发还李家。现在收藏李经方手迹最多的地方，大概是上海档案馆，有一百多封信。
李经方对中国妇女还有一大功绩——主张放脚！虽然没有大获成功，但是他说动了父亲李鸿章，在李鸿章的默许之下，李家成为当时女人放脚的为数不多的官僚家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