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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既不自由,也不民主,更无人权的民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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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八、既不自由,也不民主,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

    现在有些“砖家”鼓吹美式民主,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,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,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,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,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。而在转型期间,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……

    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,孰是孰非自有公论。但问题是,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,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,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,民主的时代,有人格尊严的时代,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,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。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,中国人民自由的买,自由的卖,自由的游行,自由的批评政府,特立独行,牛气冲天……而到了新中国,民主、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,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,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,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……

    针对上述赞歌,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: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,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。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,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……

    ——这些“砖家”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,我倒是觉得,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,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,才会群魔乱舞、谣言纷飞。按照党国的标准,很多人早就应该被抓起来关号子了。

    最起码,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“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”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,然后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,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,甚至于连夹着子弹的恐吓信都没有收到(国民党时期的军统、中统,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,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),你还要怎么自由?

    事实上,整个民国时期,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,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、民主和人权。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,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(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,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,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),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,管不过来罢了。

    先说说北洋政府,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,自从袁世凯死后,黎元洪、徐世昌、吴佩孚、曹锟、段祺瑞、冯玉祥、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,中间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。至于内阁,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,平均一年换好几届。当过总理的人,能编一个加强排。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,台上就已经换人了。

    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,诸位总统、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,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,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。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,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,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。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,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?

    ——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,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,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。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,还没开工呢,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,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。

    即便如此,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。而民国名记邵飘萍,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。

    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,自由、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。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,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?这货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先驱,公然喊着“一个国家、一个党、一个领袖”的大独裁者(虽然因为本事太差,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,做不到真正的独裁)。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,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,而闻一多和史量才也不会挨枪子儿了。

    ——民国之言论自由?民国只有把伟大领袖,人民的父亲蒋委员长敬之爱之的自由!同时坐视无辜之人被抓进监狱,名人被特务暗杀,民众被军警打死之自由!

    既然如此的话,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“雄文”诞生见报呢?

    这主要是因为,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“民主党派”和“社会贤达”们,都是名噪天下,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。不仅自己手里有钱,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,不光结交政府要员,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(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,不比太上皇差),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,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(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),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。

    所以,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,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,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,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,表现得比较“客气”。但即使是这样,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、显贵名流,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,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。

    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,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,难道曾经少抓了么?少杀了么?

    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,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。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,大多数地区(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)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“代替”政府进行管理。而即使是城市中,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、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。这样一来,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,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。

    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,虽然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,倒向共党,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。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,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**。

    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,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,当地人自然只知“XX大帅”而不知蒋委员长,甚至还在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,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。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,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——打个比方,在抗战前,汪精卫、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,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,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?

    道理很简单,要是这么两枪下去,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,连党也没了。

    ——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,光是压制军阀,对抗共党,就已经异常吃力。蒋委员长的位置,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,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。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,非要置于死地的话,整个政府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。

    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,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,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。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,又岂是“党国”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?

    事实上,像中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,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,也没能完全做到啊!

    因此,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,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,想要维护言论自由、开放,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,杀不过来,手也伸不了那么长。而对上层富人,又受到亲属关系、人情关系、与“洋大人”关系的种种羁绊,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,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。

    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,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——哪怕那些“砖家们”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,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,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。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,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……这样一个军阀混战、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,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。

    最后再提一提人权。基本上,只要是看过《红岩》的人,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。至于国军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,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在半路上……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,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!

    当今的西方媒体,总是指责我党“残酷镇压”少数民族(奇怪的是,国内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),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,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?在这里举两个实例:

    ——海南黎族世袭峒长,大总管之子王国兴,论阶级成分,本应是共党死敌。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,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,竟然被以“通共”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!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,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“共党”的名头被逮捕入狱,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。

    到了这一步,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别无出路,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“被共党”了,从此只得横下一条心,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……比较搞笑的是,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,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。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,这支“被红军”的黎族起义军,才真正地跟中共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,算是找到了组织,而之前都是属于“黑户”性质——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,就是“自带干粮的**”……

    由此可见,每一个共党都是被逼出来的。

    如果说王国兴的“被共党”,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。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,似乎在民族关系上,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——1930年,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“中国落后族群展览”(名字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),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,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。谁知在这次展览中,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,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,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……之后,这位瑶王愤而回乡,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。

    想象一下,如果我们现在把**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,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,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?

    总之,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,也不民主,更无人权的时代,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。